1925年中文在电报领域的逆袭

  1865年第一次国际电报大会召开时，只有20个与会国——19个欧洲国家外加土耳其。自那以后的60年间，电报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运输部首次派遣官方代表团参加1925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七届国际电报大会时，与会国已经增加到66个。中国此来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重要呼吁，现有国际电报规则下，中文使用者处于严重劣势。中国代表团需要解释清楚为何会这样，为什么这是个问题，以及最重要的：为什么其他几个国家应该关心此事。

  那时，除了中国没人关心中文电报发送的缺点。电报首先是为西方字母文字，特别是为英文设计的。最初发明电报的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和阿尔弗雷德·韦尔（Alfred Vail）没想到电报会传遍世界，进入使用表意文字的国家。

  对中国人来说，莫尔斯电码的不公平更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国际电报系统只承认大多数用户使用的罗马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文也一定要通过字母和数字来表达。发电报时，英文就是英文，意大利文绝大多数都是意大利文，中文却要改得面目全非。每个汉字要转换为一串数字，从4个到6个数字不等，所以一个汉字比一个字母贵。先要从电码本里查到某个汉字的电码，再将其转为莫尔斯电码的点和线个汉字从查码到转为普通电报需要至少半个小时，而发送相同长度的英文电报只需大约两分钟。每当发报员不得不停下来在电码本里查找某个汉字的代码，或必须花费额外时间来纠错的时候，电报发送的时间就会拖延，因此积累的机会成本高得难以形容。想象一下，如果军事指令无法快速送到战场上将军的手中，会耽误多少时间，牺牲多少生命。或者如果别的竞投者投标的速度比你快，你会遭受多大的利润损失。这就是中国相对于在它的土地上做生意的所有外国人的处境。同样的电文，中国人要多付钱。19世纪80年代发往英国的中文电报比英文电报贵一倍，这不光是由于中文电文的额外长度造成的。中国的电报线大多由外国公司和外国政府铺设并管理，那些外国公司和外国政府能随意制定收费表和收费标准。1870年，中国的土地上铺设了第一条电缆，但在那之后的11年里，中国的基础设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发电报要付钱给外国营运商。

  中国到19世纪末才加入国际电报系统，吃了后到的亏。跟着时间的推移，处境愈发不利。中国多次向国际电报联盟投诉，但欧洲主要利益攸关方和成员国置若罔闻。它们忙着彼此互斗，维护自身利益，才没工夫去管一个非西方字母用户遭遇的不公。

  在电报系统中为中文争得公平待遇的唯一可行途径是外交。国民政府派往巴黎参会的代表不能只是去那里观察会议进展，而是要积极为中国发声。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影响力，中国却一点影响力也没有，所以政府要找到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此人要有娴熟的外交手腕，能讲上层人的英语，还须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乍看之下，王景春不像是合适的人选。身为京汉铁路局局长，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他怎么看也不是个健壮活泼的人。他长着一张鹅蛋脸，脖子纤细，浓密的唇髭遮住了似有若无的微笑。王景春内向的性格被别人视为懦弱的表现，常被他在政府机关的同僚拿来取笑。他们说，你在所有的事情上都看不到王景春出头，因为他正在某个偏僻的疗养院疗养他那羸弱的身体。然而，同僚们没有看出王景春性格中沉静的顽强与坚韧。王景春平易近人，甚至能令人卸下心防。在他双眼的注视下，人们会不自觉地吐露本不想说的东西。他是个耐心低调的谋略家。

  王景春骄人的履历为他赢得了1925年巴黎国际电报大会的入场券。他是作为京汉铁路局局长和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巴黎会议的。国际电报大会在索邦大学罗马式建筑风格的教堂里召开。教堂宏伟的大厅外，法国首都黄赭纷呈、满目秋意。公园树荫下的长凳上，一对对情侣相依相偎。街头咖啡座笑语喧哗、杯盏叮当。

  但是，王景春不指望在索邦大学的会场上得到多少善意。电报业的竞争极为激烈，利润与日俱增，这加剧了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加大了中国去参加了的困难。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王景春和他的团队要利用所有国际规约，动用一切说服手段争取重获国家主权。根据西方自己持续不断的发展的国际法框架，王景春知道，所有国家均有权按照自己的主权利益行事，并保护自身主权利益——至少理论上如此。他必须从此处入手，利用西方人自己视为圭臬的条文规则。虽然王景春做好了硬杠的准备，但是他对西方并无敌意。王景春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对它的缺点心知肚明，正如他对账本上的数字烂熟于心。事实是，中国电报业眼下的困境不是西方造成的。中国电报业落得今天这步田地，完全是它自己的责任。中国本可从一开始就参与电报业的发展，本可守住自己的主权。可是，它却把主权拱手让人，等到醒悟过来为时已晚。

  19世纪70年代，电报业前景一片光明，还可以说令人陶醉。预计在那个十年结束之前，人类的90%都将被纳入电报通信网络。然而，中国似乎铁了心要令此预言落空。就在丹麦、英国、法国和俄国争先恐后地铺设电缆，把电报网扩展出自己的领土，进入东亚之时，中国却予以拒绝。

  中国对英国在第一次战争后强迫中国交出关税自主权一事记忆犹新。在《南京条约》的规定下，中国除了赔款之外，还要开放五口通商，关税只能由英国来定。一年后，美国如法炮制，强迫中国给了他们同样的待遇。然后，法国以及瑞典和挪威按照美国的模式也闯进了中国。西方列强协调行动，一方勒索成功后，其余各方随即跟进，对中国步步紧逼。第二次战争中，西方列强狡猾地在《天津条约》中放入了“最惠国待遇”条款。该条款规定，中国若给予一个西方缔约国任何特权，就有法律义务把同样的特权给予所有缔约国。到19世纪末，开放通商的口岸超过了80个。

  所以，电报业起飞的时候，中国的朝臣害怕它是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又一个借口。一些大臣警告说，电报代表着西方帝国主义最新的渗透方法，这次是打着通信和技术的旗号。如果允许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铺设电缆，他们一定不会就此罢休。哪怕一根电缆上有一个擦痕，外国人也会指责中国人并要求赔偿。

  1865年，俄国人前来提议把西伯利亚的电缆连到北京，被中国婉拒。代表朝廷与蛮夷打交道的恭亲王说，天朝不需要此种技术。5年前，法国公使向恭亲王赠送电报手册，试图引起他的兴趣，得到了同样的答复。恭亲王说，天朝有靠驿马传送的信差服务，远至天涯海角。他不屑地认为电报至多是无用之物。

  欧洲人对恭亲王的拒绝置之不理，干脆瞒着中国我行我素。丹麦人最先动手。1870年11月一个月明无云的夜晚，他们悄悄地从停泊在法国海军基地的一艘丹麦驱逐舰上卸下电缆，沿吴淞江西岸埋进土里。电缆的铺设在黎明前完工，整个行动神不知鬼不觉。

  欧洲人占据了大部分中国市场，彼此间也你争我夺。大北电报公司这个电报业务垄断公司为丹麦所有，而丹麦意图统治东亚市场，总想把英国的东方电报公司甩在后面。丹麦和英国抬出很多理由来说服中国做出让步。它们说电报能够便利中国国民之间的通信，还说电报有利于救援海上沉船。

  中国农村老百姓对铺设电缆的不满在不断发酵。乡民们认为，横跨大片乡村地区的电缆惊扰了坟中的祖宗之灵，破坏了自家地里的风水，会造成庄稼歉收。据说电缆会带来厄运，会令人横死，招致灾难。1875年上呈的一份奏折这样解释：“夷人只知上帝耶稣，不知祖宗。一俟入其教，则必先毁去家中神像。我中华对今世来生一视同仁。此乃吾人数千年之祖制，尤重骸骨及魂魄之所寄。夷人深埋电报线于土中，四方延伸，几至断绝地脉，令茔地难御大风洪水之患。吾等岂能心安？”

  民众对西方电报的反应恰好为官方所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起义者挖断电缆，造成从直隶到山东多条电报线失灵。知道怎么将民愤引向外国人的并非只慈禧太后一人，地方官员也学会了给民众的怨愤和迷信煽风点火，他们鼓励农民毁坏或偷走一截截电缆，有时电线杆和电报线被偷是为了获取里面的高质量金属。当局逮捕偷窃者的行动故意拖延磨蹭，外国人来报案，登记案情时也拖拖拉拉。

  1881年，李鸿章等朝廷重臣认识到西化已不可阻挡，知道中国需要拿回控制权，最终成立自己的电报局。津沪电报线的开工建设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不过到那时，欧洲在电报技术上所着先鞭已不可逆转。丹麦人设计出了一套用于汉字的电码系统，那是历史上第一套中文电码，欧洲的技术优势因此而更上一层楼。中国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追赶。

  为汉语制定电码是西方人长期以来研究汉语的巅峰。自16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起，对中国文化怀有景仰之心的欧洲人对汉字痴迷不已，但鲜有外国人对汉语的掌握娴熟到能够赢得中国人的尊重。利玛窦很快记住数千个汉字，此事被传为佳话，但很少有人比得上利玛窦的好奇心和恒心。许多人声称掌握了汉语的诀窍，却都言不副实。

  欧洲人经常对幻想的东西信以为真。汉学家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的著作《埃及之俄狄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里有一张著名图画，描绘了怪异的中国文字，第一次向欧洲人展示了汉字的样子。图画中奇形怪状的字是从一本中国民间历书里抄来的，当时有学问的中国人不会认为那是合法的出处。尽管如此，汉字的图画还是燃起了欧洲传教士和学者的兴趣。之后几个世纪中，他们都沉迷于对汉字的研究，乐此不疲。

  这种研究在电报时代转了向。汉字不再仅仅是遥远的稀奇事物，而是如几何公式一样需要破解的技术谜题。此时，一位法国冒险家加入了虔诚的传教士和迂腐的学者研究汉字的行列。皮埃尔·亨利·斯坦尼斯拉斯·戴斯凯拉克·德洛图尔（Pierre Henri Stanislas d’Escayrac de Lauture）伯爵是发展中文电报的先驱。

  1860年，他自愿加入英法联军对北京的侵略。那次侵略的目的是延长现有条约，再次向中国显示西方的优越。一天早上，戴斯凯拉克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被俘，在监狱里因遭受酷刑落下残疾。那段时期，英法联军借口惩罚中国没有遵守第一次战争后签订的条约，攻破并烧毁了皇帝避暑的圆明园。戴斯凯拉克在满地屎尿的土屋里被关了几个星期后获释。

  因在牢中受过刑，戴斯凯拉克用手写字都很困难，若是意志稍微薄弱点的人经受过这些，定会留下永远的心理创伤，但戴斯凯拉克并未因自己的遭遇而敌视中国或中国的文化。相反，戴斯凯拉克开始着手为汉语设计电码。他采用印刷刻字把一个字分为两半的办法，很像后来祁暄在20世纪20年代设计中文打字机的思路。但是，戴斯凯拉克缺乏现代语言学和工程学知识，最终设计出来的是由语义网格组成的一个相当抽象的“tekachotomic”列表，实际用处不大。他的设计巧思新颖，却是闭门造车，仅仅是巧思而已。

  到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一位务实理性的丹麦金融家把寻觅中文电码的漫漫长路带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C.F.蒂特根（C.F. Tietgen）是工业和银行业大亨，也是大北电报公司的老板。这位看上去和马丁·路德一样严厉的铁面无情的资本家一直希望进入未开发的中国市场。1868年，他接待了一个来访的中国外交使团后，开始重新估计中国的潜力。19世纪60年代初，中国走上了“自强”之路。经历过两次战争的屈辱后，中国打算靠外国顾问和教官的帮助建造船坞和军火库，以此来发展自身军事和工业能力。蒂特根从中看到了机会。

  蒂特根看到，挡在他的野心和中国巨大市场之间的障碍是语言。他的第一个目标是直奔消费者的喜好，尽可能地使中国人能够轻松使用电报。蒂特根开始找人为汉字编制电码。可丹麦是个小地方，在这个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袖珍王国，他能找到的最好的专家是奥斯特沃德（Østervold）天文台的天文学教授汉斯·谢勒俄普（Hans Schjellerup）。这位教授为了对比中东和欧洲的月食记录学习了很久的阿拉伯语，然后又学了汉语。

  应蒂特根的请求，谢勒俄普教授开始用手制卡片来汇编汉字清单。到1870年2月，他的工作已卓有成绩。他给蒂特根写了一封信，附上了他拟议的汉字电码字典的头两页，上有260个字。那些字像在汉语字典中一样，是按照《康熙字典》的214个部首排列的，这样中国人用起来就不觉生疏。字的先后排序按照部首和笔画数来定。谢勒俄普把部首称为“钥匙”。在他之前的汉学家也使用这个词，因为他们相信，汉字中锁着一个幽深的秘密。

  完成汉字电码初稿后，谢勒俄普教授不得不回天文台去继续自己的研究。不过，这已足够推动工作的开始。草稿交给了下一位主管、大北电报公司首任远东地区主任爱德华·苏恩森（Edouard Suenson），由他带到了上海。上海外滩熙熙攘攘的全是外国人，在他们的圈子里消息传播得很快。不管是需要进口许可证，还是打听总理衙门的政治风向，都能在那个圈子里找到比较合适的联系人。苏恩森希望也能轻易找到人，为公司完成谢勒俄普教授开始的工作。他真的找到了。此人是风度翩翩的法国港务长、33岁的塞普铁姆·奥古斯特·威基谒（Septime Auguste Viguier）。

  威基谒有信心，也有相应的技能，正是大北电报公司要找的人才。几年前，法国政府试图引起清政府对法国电报电缆的兴趣，却无功而返。为支持那次努力，威基谒曾研究过编制汉字电码的问题。他很熟悉卡塞利传真机这种作为现代传真机前身的早期传真机。法国的项目被束之高阁后，威基谒来到了上海，他的才能恰好为丹麦人所用。

  塞普铁姆·奥古斯特·威基谒的《电报新书》，上海美华书馆，1872年，藏于丹麦国家档案馆

  威基谒是最好的人选，但人缘并不好。同事们立即注意到了他的趾高气扬和夸夸其谈，他们嘲笑说那是法国人的做派。后来，威基谒还同主任苏恩森大吵一架。围绕酬金和功劳归谁的争执使得他与公司的关系急转直下。尽管如此，威基谒还是迅速搭起了丹麦教授未完成的框架。1870年6月，他完成了第一稿。1872年，他提交了终版标准化电码本——含有6899个字的《电报新书》。

  谢勒俄普教授计划编制5454个汉字的电码，但他未能达到这个数目。他建议使用数字来代表汉字发报，在接收端将数字再译回为汉字。按照这一个理念来充实编码系统，给每个汉字分配数字，想出最好的办法来组织并限定最终电码本中汉字的数目——这些任务落到了威基谒肩上。

  威基谒采取了列表的形式，每页横20行，纵10列。他给每个汉字确定了一个四位数电码，四个数字从“0001”到“9999”随意抽取。此外，他还留下了可容纳另外3000个电码的余地，用于商业专门词汇。每页纸有200个方格，列出200个汉字及其数字电码。在总数约为4.5万的汉字中，编了电码的汉字相对较少。要大规模推广电报，就要重点照顾普通百姓和通用语言，所以，限制汉字电码的数目不仅高效，而且务实。

  不过，在利用数字的背后，发生了更重要的理念转变。人为将汉字数字化意味着汉字与其代码之间没有一点有意义的关联。汉字不再是谜，不再需要“钥匙”来打开。电报员眼中的汉字引不起任何浪漫的联想。汉字是何形状，它们经过千百年的使用如何变成了如今的样子……这些都无关紧要。在决定电码的形状或形式时，部首不再起任何作用。剩下的只有始终如一但枯燥无趣的四个一组的数字。阿拉伯数字丝毫反映不出汉字的形状、含义或发音。西方电码把汉字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为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而设计的实用工具。

  按照威基谒设计的电码，中国人发电报时，实际上需要用一种外国代码来代表自己的母语。威基谒只给中国人留了两个辅助工具。发报人仍旧能使用按《康熙字典》的部首组织的“发报表”来用部首查字，但仅此而已。查到字后，发报人需要使用字上方的四位数电码，用莫尔斯的点线发出。在收报端，这样的一个过程正好反过来。收报员使用如同电码本镜像的“收报表”把数字电码转化为汉字，“收报表”里面的字和“发报表”一模一样，不过是按数字而非部首组织的。为了让中国人比较可接受，威基谒把数字汉化，采用汉字的数字“一、二、三”而不是“1、2、3”。然而，这无法改变汉字性质被彻底改变的事实。

  威基谒似乎坚信，一旦中国人能够轻易使用自己的语言发电报，所有别的问题，无论是对西方技术的不信任，还是对电缆的破坏，又或是朝廷的犹豫，都会迎刃而解。用汉字发电报不需要事先翻译成西方语言，而是直接用数字电码发送，这至少省却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在威基谒这个法国人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西方字母。他假设，如果汉字字母化让中国人觉得不快或感到犹豫，那么用数字代码这种中性方法就能解决问题。没有强迫同化，就不会有针对外国的敌意。但事实上，威基谒不过是把汉语变成了字母系统中的二等公民，因为根据莫尔斯电码的原有规定，发送数字的价格比发送字母高。用莫尔斯电码发送一份完全由数字组成的电报是最昂贵的通信方式，因为数字占用的点和线比任何字母都多。简言之，威基谒处理了一个问题，却没有处理造成那个问题的前提。不过，威基谒和大北电报公司都不关心这种事。他们达到了眼前的目的，找到了他们想要的解决办法。

  在公司强大的支持下，威基谒的四位数电码得到了推广。他还建议铺设三条主电报电缆来巩固大北电报公司的影响力。这三条主电缆将在中国大地上跨越南北、横贯东西，将较小的分电缆延伸到遥远的省份。既然现在可以用电报传送汉字了，大北电报公司认为没理由耽搁下去。一年前，丹麦人偷偷地在夜间埋设了一条电缆，现在他们有勇气采取协调行动公开力推电报的使用。汉字电码就这样诞生了。丹麦公司里几个对汉语一知半解的人为了卖产品想出来的办法在中国使用了半个多世纪。威基谒的汉字电码本成为后来所有汉字电码本的范本，一直延续到王景春的时代。

  不过，威基谒的电码并非无人挑战。中国人几乎立即开始寻找更胜一筹的方法。第一个试水的中国人名叫张德彝，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作为翻译参加了1868年那次访欧外交使团。张德彝注意到，每有急事，用“洋字”把中文信息送回中国有诸多不便。他也看到，西方电报更安全，因为密信是用数字发送的。受此启发，张德彝采用与威基谒电码类似的格式编出了自己的汉字电码本。

  威基谒的电码本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张德彝敏锐地发现了它的草率马虎之处。威基谒给汉字编的数码中国人用起来并不顺手。连续不断的数字不能依照中国人查字典的习惯把汉字分组。张德彝决定精简威基谒的系统，将其重新安排，使内容更加清晰。威基谒1873年提出电码初稿的两年后，张德彝出版了《电信新法》。张德彝重组了汉字电码的顺序，使数字代码更加规律。他使用了相同的214个部首，但他从《康熙字典》中重新选出了大约7000个字，给那些字分配了从“0001”到“8000”的不同数字组合。

  张德彝和威基谒电码本的主要分别在于视觉呈现。这对于电报员尤其重要，因为发报必须又快又准，没时间细查所发的字是否准确。张德彝的电码索引更加合理，电码本包括的字也更多。电码本被重新组织为10乘10的网格。所有214个部首都标为红色，确认了传统汉语词汇的组织原理，并留下许多空格给未来可能添加的字。张德彝还为简单的加密代码留出了地方。西方电报加密是把字母移动几位。例如，如果加密方式是从原来的字母倒退3个字母，那么“SECRET”就拼为“PBZOBQ”。汉字电码以10乘10的网格排列，每个字在网格上都有自己专门的坐标，这使得汉字更容易变位加密。为了使经过变位加密的汉字易于查找，张德彝电码本每一页上的网格都是一样的。比起典型西方电码本那种一行行排列的格式，用张氏电码本查字更加便利。

  发送中文密电麻烦异常。一个曾经在中国国内流行一时的办法是使用某些成对出现的汉字来代表日期，但除此之外没有容易的汉字加密法。中国自己的加密法使用汉字加密，但不太有效。后来汉字电码的编制和加密混乱无序，以颜色为标记的密码本因官僚机构普遍效率低下或保密不力而不起作用。最高机密的密码本没有经过授权就任意抄录流传，不是供不应求就是无处寻觅。还有，密码本在复制时常常用错颜色标签，或者干脆泄露出去。甲午一战中国战败，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到1895年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才知道，20多年来，日本一直在拦截解密中国的电报，中国因此而付出的政治和外交代价无法估量。

  然而，张德彝对威基谒电码做出的最重要的改变是，他实质上提出了中国式的新莫尔斯电码。他设计的电码不仅限于汉字，还为26个字母和10个阿拉伯数字中的每一个都编了四位数电码。张德彝想让所有人都能使用他的电码，而不只是中国人，希望以此表明，他的电码达到了任何现有通用电码的标准。他打算夺回汉字电码的编码权，尽管电码的编制必须遵照外国标准。威基谒采用中文数字是为了迎合本地需求，让中国报务员易于识别电码本中的数字。张德彝把中文数字改为阿拉伯数字，绝对更具全球视野和长远眼光。虽说字母为汉语使用电报技术起了搭桥的作用，但张德彝成功逆袭，发明了中国自己的方法，用以表现并容纳西方字母以及使用西方字母的所有文字系统。

  张德彝和其他人对中文电报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但他们默默无闻。威基谒大名远扬，张德彝的发明却一直鲜为人知，他所做发明的相关记录也错误百出。两代西方专家学者都没意识到张德彝原名张德明，字在初，他在电码本上的署名是他的原名和字——德明在初。西方历史学家误以为署名的是个名叫“德明在”的人，去掉了“在初”里的“初”，误把他的姓当作“德”。他们好比是把张德彝的名字加了密，向后错了一格，因此未能将电码本上的名字与张德彝联系起来。从蒂特根到张德彝这一至关重要的直接关联在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内都湮没无闻。

  20世纪20年代，终于到了决断的时候。这项任务落到了王景春头上。他深知，虽然中国和西方在电报的问题上曾纠缠不清，但喋喋不休地诉说新仇旧恨只会适得其反。中国无法让西方人因无地自容而自发行动起来纠正现状，因为在西方文化中，羞耻不是核心价值观。既然诉苦抱怨和激起负罪感都不起作用，就只能另辟蹊径。

  话头拉回索邦大学，那里的电报大会已经开了两个星期。大会每天从早9点开到下午5点，分四场一起进行，讨论的主题包括规则及细则、定价问题、编辑工作。王景春团队每天早晚加班复盘会议情况，弄清楚会上各方意见，好计划己方策略和次日的回应。代表团里没人能说流利的法语，于是雇了一位法国人当助手。可是，会上的讨论一直围绕着欧洲人关心的问题展开，王景春始终没有发言机会。

  欧洲国家代表一个接一个地抱怨、发牢骚。王景春听着他们的发言，心中无疑在琢磨如何把话题引向中国，又不至于显得只顾中国自身利益，这样才可以获得外国同行的信任和尊重。除了中国和日本之外，每个与会代表都来自使用某种字母的国家或地区，无论是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还是阿拉伯字母。就连日本也使用一种音节文字，不像中国人，纯粹依靠表意文字。中国的情况独一无二。

  那时，中国大地上已经铺设了成千上万英里的电报电缆，足以把中国连入全球通信和贸易网络。中文通过四位数电码进入了电报系统，但价格昂贵，且不能使汉字被承认为电报语言，这令王景春深为不甘。汉字在电报系统里地位全无，仅用数字代表。国际电报大会的会议大多用来辩论规则，或讨论一封电文应该准许用多少字母、如何收费这类细则规定。召集巴黎会议的国际组织“国际电报联盟”的宗旨之一是防止任何一方采用不公平的方法利用现有系统占便宜，但事实上，欺骗作弊比比皆是。

  因为电报按字母计费，所以发报人都尽量缩短电文。1854年一位母亲给儿子的电报言简意赅：“回家。滚石不生苔。”儿子的答复同样有说服力：“来吧。抱窝鸡不肥。”最短的电报是一位美国商人向他在伦敦的代理人询问消息的推特式电报：“？”答复是“0”。更常见的做法是稍微破一点规矩。发电报按字母数而不是单词数收费的时候，人们在拼写中偷工减料，如把“立即”拼为“immidiatly”，而不是“immediately”，把“就这样”拼为“nuf sed”而不是“enough said”，或者使用其他文字。19世纪60年代晚期，电报企业采用了按单词收费的计费制度，于是人们开始使用合并词，如把“this morning”拼为“smorning”，把“for instance”拼为“frinstance”。人们还很快想到，可以在电文里塞入更多详细的内容，但又能少付钱，办法是用一些词来表达与其原意完全不相干的意思。市面上甚至会出现了教人如何取巧的书。1884年出版的一本教人少付电报费的手册建议用“CELESTIFY”来代表“我觉得那样并不更便宜”，用“DANDELION”来表达“如果发生损坏”的意思。按照1896年的《阿特拉斯世界旅客与商业电报密码》（Atlas Universal Travelers’ and Business Telegraphic Cipher Code），“GULLIBLE”的意思是“包裹被海关没收了”，而一个矿业股票交易公司在1910年使用“REVERE”一词来代表无疑是用来应付客户投诉的一句话，而那句话包含的英文单词达到惊人的31个，大意是：“电线出了故障，您的电报未能及时送达，今天无法交易，既然您的订单一周内有效，我们将尝试明天执行您的订单。”这种自作主张的凭空造字使电报公司不胜其烦。总是有人钻规则的空子，电报公司只得多次说明什么才能算一个单词。后来，电报公司不得不公开明确地宣布更加严格的规则，一来是规范哪些做法在准许之列，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用的单词一定要符合词典中的意思。明码电文和密码电文之间的基本区别逐渐浮出水面。

  1925年的《国际电报服务规则》第八条重申，明码电文指“以授权用于国际电报通信的一种或几种语言表达明白易懂的意思的电文”，密码电文则“使用授权的一种或几种语言的单词，组成的句子却没办法理解”。国际电报联盟的许多成员认为，这个条款依然模糊不清。一位美国观察者问：密码电文的意思对收信人来说非常明白，而一种语言的明码电文对不懂该语言的人来说和密码电文没有分别。此种情况下——哪怕是在同样使用字母的不同语言之间——该如何界定什么是明白易懂？

  在巴黎会议的大厅里，人们围绕着文字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因为参会的不仅有国家代表，还有电报公司派来为自身利益游说的人员。关于数字却无人谈论。欧洲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从0到9的数字被视为秘密语言是毋庸赘言的。首先，数字是抽象符号。每当用于计数之外的目的时，它们显然就代表别的意思，是秘密信息。电码本也利用了这一点。想想看，若是用“1”来表示“我给你寄了一本书，我自己也有同样的一本，这样我就能够轻易地经常与你联系”的意思，这样的简约将是无与伦比的。或者用“214”来表达伤感：“心如止水，完全听从上帝的意志。”也许可以用“7571”来表达报复之意：“你若那么做会后悔。”

  规避定价规则的各种巧妙办法令人眼花缭乱，各国莫不如此。只有中国是唯一的例外，但这并非它自愿的结果。西方人在字母和数字发报价格上取巧占便宜的办法中国人用不了，因为中国人的语言完全由数字代表。一个汉字能占到44到68个单位，几乎比一个英文单词多四倍，因此也就更贵。中国没法作弊。如果你参加的系统中所有其他人都可以作弊并经常作弊，那么你自己不作弊并不表示你有什么美德，而是一种默认的惩罚。

  王景春知道，电报规则在发展过程中，丝毫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需要或习惯。中国人不是试图在系统内部钻定价规则的空子，而是试图找机会加入系统。线年推广了一种专门的技术性电报服务之后。由于发电报的各色人等慢慢的变多，顾客愿意支付的电报费用高低不一，所以推出了一项新服务：那些不必作为急件或正常电报立即发出，而可以等48小时以后再发的电报算是迟发电报，价格很优惠，只有正常价格的一半。

  然而，条件是必须发明码电报。这是为避免顾客既利用价格实惠，又使用缩写、商标、标点符号或任意的字母组合来在电文篇幅或内容上做手脚，两边占便宜。对一个字的音节数也有限制，并规定，字必须能念得出来。这项新服务禁止使用加密电文或密码电文，自然也包括数字。过去，汉字和字母之间只是存在差距，现在这差距扩大成为无法弥合的鸿沟。

  王景春在巴黎的任务是尽量温和但坚定地陈述这种情况，并说明这给中国人造成的困境。他认识到，与会的西方代表虽然是定价和关税的内行，却对汉字原理及其在电报方面构成的问题一无所知。王景春的外交技能没有用于国家交往，却在解释汉语中有了用武之地。他要给西方同事们讲解汉语的基本知识，解释汉字是如何组成的，为何汉字因其结构而难以系统化，为何用数字代表汉字是不得已且有缺陷的办法。

  白天的正式会议散会后，王景春才开始真正投入工作。他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组织晚间沙龙和晚会，借机举办介绍汉语的简短演示。他们了解，西方人通常对汉语抱有猎奇或轻蔑的态度，于是提供大量酒水来缓和来宾的反应，令他们放松。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讲解汉语的基本要素——部首、笔画、汉字等等。他们讲解得很耐心，从不采取教训的口吻。王景春讲了许多关于表意文字起源的故事。做了这些铺垫之后，他开始介绍汉语中常见的同音字这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王景春尽力说明，本来罗马化也许是个简单的处理方法，但遇到同音字就行不通了。发音相同的不同汉字若是用字母表达则很难分辨，因为字母无法标出字的声调，也无法显示汉字一目了然的细节。无论对汉字采取怎样的罗马化方式，都不可避免地会失去汉字的根本识别特征，除非能找到另一种方法来代表汉字。这是换个说法来阐述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中国愿意实现国际化，但绝不能脱离它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国情。

  9月中旬，国际电报大会举行了第七届会议。代表们又回到了定价和规则问题上。他们要堵住明码电文和密码电文传输中的漏洞。欧洲代表中有人呼吁成立一个小组委员会来研究电码和目前的电码管理规则，王景春马上表示中国代表团愿意参加。不过，他接着说，这不是为了中国，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欧洲所特有的。他温和地指出，在目前明码电文和密码电文之间区别的基础上制定的任何发报费用规定对中国都没有帮助，因为中文要靠数字传输。他自愿参与这方面的工作，是本着合作的精神，表明中国愿意做出牺牲，把为别国找到公平的处理方法置于中国自身利益之上。王景春不厌其烦地提醒其他与会代表，汉字用四位数代表，这是独一无二的。他像在晚间沙龙里一样，礼貌谦卑，但锲而不舍地侃侃而谈。

  王景春从未提出过要求，但是他在几周时间内成功说服了其他几个国家给予中国特殊考虑。他的方法奏效了。10月9日，大会开幕五个多星期之后，开始听取各国介绍。王景春明确说，一定要采取行动使中国不再因依赖数字而受到惩罚。明码电文的一个核心定义是它必须以发报人的母语发出，那么中国的四位数电码就必须算是代表母语的方法。

  王景春和西方代表坐在同一个会议室里，积极参加会上的讨论，表明中国可以是文明的小组成员。他的辛勤努力终于使西方代表放了心：中国不仅愿意进入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网，而且愿意遵守国际规则，接受自己的例外情况。最后，王景春成功地让西方国家的代表看到，对中国有利的对他们自己也有利。

  欧洲各国代表开始明白，解决中国在定价方面的劣势有益于所有各方。他们若想顺利地把商业活动扩展到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最好给予中国特例待遇。王景春代表官方以平静的语气提出了简单的要求：

  自中国引进“迟发”服务以来，政府于1912年开始准许外国人享受发送不太重要的电报少付一半费用的优惠，但中国人却因为只可以使用数字发电报而无法受益。事实是，汉字因其特点，除四位数一组、每组代表一字的方法以外，并无其他更好的发报方法。由于迟发服务仅接受表达普通含义的数字，所以海内外华人无法在电报中使用自己的语言，换言之，他们享受不到半价服务……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提议将表达汉语意思的四位一组的数字纳入各国与中国之间的电报迟发服务。

  国际电报联盟被说服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出了一个处理方法。为照顾一种非字母文字而改变莫尔斯电码依靠字母的前提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但是，可以把中国和汉字定为例外。于是，在收费或字的长度的定价上面，他们同意放入一个特殊条款——“exception ellement”——规定中国使用的四位数代字法为明码电报。

  看来目的达到了。王景春强调，这个提议不是作弊，而是承认把防止作弊的规则用在中国身上是不合适的。欧洲人想吵尽管继续吵下去，但中国做事要正大光明。王景春的辛勤努力没有白费。

  国内同事准备像欢迎英雄凯旋一样热烈迎接王景春。他取得的成果意义重大而持久。中国终于在电报领域的国际舞台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且将更加坚决地发声，争取赢回自己的世界地位。可是，王景春还没登上回国的航船，就已经因自己未能达到夺回汉字的完全主权这个最终目标而感到遗憾。那么多个星期的谈判和外交活动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根本性问题仍未解决。毕竟，汉语为什么必须用数字来代表才能得到世界的接受？让国际组织给予例外待遇可以暂且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但问题的根子依旧未解。只要中国仅仅是被容忍的例外，它就不能完全进入全球通信的圈子。接受特殊待遇不能使中国最终获得充分主权。在分秒之间就能通过电报影响政治的时代，中国尚未变成全球制度中独立的一员。

  接下来的几年中，王景春一直忙个不停。他在巴黎取得成功后，各方更是对他争相延聘，但他不愿意完全放弃用西方字母表达汉字的努力。王景春参加了多次将西方的产业和政治价值观奉为圭臬的国际会议，愈发认为中国必须进一步坚定立场。巴黎会议的两年后，他参加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国际无线电大会。那次会议上，王景春采取了更加坚定的态度，表示没中国的同意，外国公司不得在中国领土上建造或成立电报站或无线电站。

  然而，这些小小的胜利仍然不过是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并非持久的保证。应当找到一种电码，既能利用西方字母的标音优势，也不致有损汉字的性质。王景春在中国召集起50多位语言学家、官员、教师和电报员帮他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国内不久前兴起的罗马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尝试了一种新的经过改动的字母系统。这一系统不是依照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的拼法，而是代表了汉字三个最主要的特征：发音、形状和句法。

  之前，威基谒等西方人用数字来代表汉字。后来，中国人自己试图用数字来代表字母。大家不断地把同一种办法试来试去。王景春日益坚定地认为，应该用西方字母更长期地为汉语罗马化服务。他采用了1913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读音统一会上批准的汉语注音符号，也赞同其中的用汉字的不同组成部分作为辅助性注音字母的主意。在此基础上，他对被称为拉丁字母的罗马字母做了调整，用它来代表汉字的三个语言学属性：发音、声调和部首。为了在自己的新注音系统中标注发音，王景春用具有相似首辅音的字母来显示ㄅ、ㄆ、ㄇ、ㄈ等符号所代表的波、泼、摸、佛的发音。这样，与ㄅ、ㄆ、ㄇ、ㄈ相对应的字母就是“b”“p”“m”“f”。为表示声调，他挑了5个字母来代表古代与近代音系中的5个声调：“B”代表平声；“P”代表第二声，或上声；“X”代表第三声，声调先降后扬；“C”代表第四声，或去声；“R”是第五声，或轻声。对于部首这个最后的属性，王景春使用两个字母来表现，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用两个字母拼写发音的做法仅限于汉字部首，如，土拼为“tu”，力拼为“li”，口拼为“ko”，等等，和王照的官话字母中的处理方法有些类似。

  王景春用一个字母代表发音，另一个字母代表声调，再用两个字母代表部首的发音，这样为每个字确定了由4个字母组成的密码。汉字因此能通过电报传输，而完全不必使用数字。王景春的想法与当时其他的罗马化方案相似，但那些方案不是为了收发电报，而是为实现提高识字率这个更大的目标而设计的。王景春从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的讨论中获得了灵感，找出了办法来解决他在外交舞台上看到的问题。

  王景春的方案引起了注意，并因他的声望得到重视。他编制了一本字典，按照他设计的注音系统给公共电码中所有的汉字重新配码，这本字典再版了三次。王景春的方案由教育部批准并颁发，于1929年1月1日生效。王景春大功告成，但已经有人开始对汉字进行更大胆的实验。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莫尔斯电码基本上被埃米尔·博多（Émile Baudot）于1870年发明的二进制代码所取代。在博多的代码中，所有字母统一用5个等长的基本单位来代表，使用二进制数字制度。但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威基谒发明的最先催生了其他代表汉字的方法的四位数格式仍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被使用。

  王景春对中国公众福祉和政府政策的贡献无可否认。华盛顿会议后，他离开了铁路交通部。他在美国待了3年，担任中国教育代表团团长，尽心培养中国的年轻人才，后来又成为政府电报部门的顾问。王景春在国外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伦敦待了18年，为中国采购原材料和工业设备。

  不过，王景春从未放弃汉语罗马化的事业，不断修改自己这方面的主张。他把自己最后设计的系统称作“Gueeyin”。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景春最后一次搬家，来到了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Claremont），设计Gueeyin成为他暮年的个人爱好。他在克莱尔蒙特一直住到1956年去世。王景春一生尽全力为国效劳，帮中国把电报基础设施掌握到自己手里，从而赢回了部分主权。他常说，中国必须走出对往昔苦难的沉溺才能前进。作为中国最出色的谈判家之一，王景春在美国初露头角，他笃信美国是中国未来的榜样，他在1912年就是这样对美国人说的。

  然而，许多中国人不相信罗马化是解决一个老问题的唯一办法。王景春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研究罗马化方案的时候，一场从根本上改变汉字的广泛讨论正在展开。这场讨论不涉及字母，而是另辟蹊径，对汉字本身做多元化的分析，这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兴趣。王景春加入的时候年事已高，无力像推动电报事业那样推进这场讨论，需要由别的人担负起领导作用。站在这场努力前列的人为数众多、五花八门。他们不是官场上的人，而是知识分子、出版商和工厂工人。他们设想创造另外一种未来：也许能够开发汉字本身的字母式功能，何必改变字母来为汉语所用？

  此事与电报不同，它始于一个远离政治聚光灯的安静角落：一群老式图书馆员将领跑所谓的汉字检索方法的竞赛。在国家存亡悬于一线之际，他们要熬过又一个政治上波澜起伏的时期。在这场磨难中，有些人兴起，有些人跌落。所有人都备受考验。

  （本文摘自石静远著《汉字王国：让中国走向现代的语言革命》，林华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有删节，原文注释从略。）